消逝的黄胸鹀：熬过了“除四害”，却终难敌贪欲
引自http://www.avibirds.com/html/Yellow-Breasted_Bunting.html
黄胸鹀，可能在最近一周以来，即便你平时可能不那么关注自然和保护相关话题，也成为了了一个被频频见到、听到和读到的名字。而说道名字，“黄胸鹀“其实只是它的中文名，真正专属于它的学名是Emberiza aureola。属名Emberiza 源自德语中对鹀的古称，而种本名/加词aureola 则来自拉丁语aureolus，指“金黄色的”。任何看过图片，或是在野外真正见过它们的人，想来都会赞同用“金黄色”来形容这种跟麻雀大小差不多的鸟儿。
这几天查资料才发现，黄胸鹀在中国各地的俗称颇多。京津一带叫它“黄胆”；内蒙和东北称其为“黄肚囊、黄肚皮、黄豆瓣、烙铁背”；在湖北、湖南和江西等地则称作“麦雀”或“麦黄雀”；河北很多地方还称“稻雀”；广西有的地方又叫“秧谷鸟”；于广东，则是这些天大家应该已经熟悉起来了的“禾花雀”。有意思的是，就连《香港及华南鸟类》（1994）这样一本指导人们在野外辨识鸟类的工具书，也专门指出了黄胸鹀就是广东菜单里的美食“禾花雀”。也足见它对于某些地区的普罗大众而言，曾是多么的“深入人心”。
黄胸鹀能够在上述各地拥有众多的俗称，也从侧面反映了它的某些特点：首先长相够出众，繁殖羽的雄鸟黑黄栗色相间，称其为“国内分布最漂亮的鹀之一”也毫不夸张；其次分布广，从东北到华南，都有过它们的靓影；最后是数量够大，因为光有前面两点还不行，需要常见到一定程度，才会拥有属于自己在各地的“昵称”。而早期的文献记载中，每每提到黄胸鹀时，基本都是这样的画风。
寿公理初（寿振黄，字理初）不朽著作《Birds of Hopei》（1936）中关于黄胸鹀的记载，“该种在春秋迁徙季节非常常见”（This species is very common during both passages）。
除四害
讲到这里，不妨让我们稍稍回顾一段并不那么久远的历史。1955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和天津分别会见了14位省委书记及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会晤的中心议题是如何迅速发展农业生产，最后讨论并商定了《农业十七条》，其中第13条为：“除四害，即在七年内基本消灭老鼠（及其他害兽）、麻雀（及其他害鸟，但乌鸦是否宜于消灭，尚未研究）、苍蝇、蚊子”（薛攀皋 2011）。与老鼠、苍蝇和蚊子可以直接危害人类健康不同，麻雀因啄食谷物，而被视为农业生产的危害而纳入了“四害”之列（刘怡 2017）。
1956年1月25日，在《农业十七条》基础上补充、修订而成的《1956年到1967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即《农业四十条》）被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其中第27条为：“除四害。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五年、七年或者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薛攀皋 2011，熊卫民 2012）。至此，麻雀成为了“法定”的被消灭对象。实际上，在1955年冬，消灭麻雀的运动就已经在全国展开，可能是出于既要响应号召，又不能与原有生产活动竞争劳动力和劳动时间的考量，“消灭麻雀”最初主要在“雀害”相对严重的市郊、农村，作为青少年的活动开展（刘怡 2017）。1955年12月，社会主义青年团甘肃省委员会就发出号召，要在全省“组织一百万青年和少年，利用今冬明春下雪后和麻雀产卵期的时机开展大规模的消灭麻雀的活动”（熊为民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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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固然可以动员起人们的行动，但却未必具有足够的说服力（熊为民 2017）。1956年，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室郑作新研究员在《科学通报》上发表了题为《麻雀与雀害》的文章。
“受害稻穗竟达35%”的数据，依照湖南农学院陈常铭的统计。熊卫民（2012）认为陈常铭本意是指有35%的稻穗被麻雀啄过，而非35%的稻穗被啄光。即便陈的本意是后者，且其观察是正确的，陈的样本也不能被当成是全国雀害程度的准确反映.
正应了“人怕出名鸟怕多”，就在同一篇文章中，郑老还专门点了黄胸鹀的名，写道“鹀类在我国境内最形繁多的，莫过乎黄胸鹀Emberiza aureola Pallas（图5），即一般所谓禾花雀（常误作黄花雀），实以它在禾稻结穗时才飞集田野间，故名。... ... 在它南迁北徙时，路经我国，在田间集食，随食随迁，尤其在秋季收成时，此鸟群迁至田间啄食，为害之烈，实不亚于当地当时的麻雀”。在1956年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黄胸鹀也被认为是“农业的一种大害”（郑作新 1956b）。
大跃进
然而，也有不少科学家对未经详尽论证，就把麻雀归入“四害”存有异议。1956年8月，在青岛召开的中国动物学会第二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上专门召开了一次麻雀问题讨论会。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副所长朱洗、华东师范大学动物学教授薛德焴、复旦大学动物学教授张孟闻、西北农学院教授辛树帜、福建师范学院动物学教授丁汉波等提出将麻雀定为害鸟的根据不足，在没有得到科学结论之前应当暂缓捕杀。郑作新研究员也称应辨证看待麻雀的益害问题。1957年5月，到访的苏联科学院自然保护委员会委员、生物学家米赫罗夫在接受《文汇报》记者采访时也就麻雀的益害发表了不同看法（薛攀皋 2011，熊卫民 2012）。
也许是受了中外生物学家的某些影响，1957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在审议《1956年到1967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时，在“除四害”的条文中加上了一句：“打麻雀是为了保护庄稼，在城市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要消灭”。同时，也将基本消灭四害的期限改为了“十二年内”（薛攀皋 2011，熊卫民 2012）。然而，麻雀们的命运却并未迎来转机，一场更为声势浩大的运动接踵而至。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刊发了由毛泽东亲自审定的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号召批判右倾保守思想，文中提到“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大跃进”一词在报纸上的首次亮相，也标志着“大跃进”运动正式拉开帷幕（熊卫民 2012，刘怡 2017）。此前已经轰轰烈烈的“除四害”，自热而然也成为了“大跃进”运动的排头兵。一场规模更加空前的浩劫，朝着麻雀们席卷而来。1958年春节过后，全国各地城市和乡村都掀起了“全民围剿、消灭麻雀”的高潮（熊卫民 2012）。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58年11月上旬，全国各地共捕杀“麻雀”19.6亿只。对小小的“麻雀”来说，这是一次灾难性的大屠杀（薛攀皋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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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一向以紧跟形势著称、铁骨铮铮的郭沫若先生，也发表了诗作纪念“消灭麻雀”。
只消灭麻雀？
一直觉得当年“消灭麻雀”，一定连带着也消灭了不少其他的鸟类。没想到这个猜测，还真的找到了佐证。李佩珣等（1959）发表了对上海西郊部分地区第二次灭雀运动（1958年12月13-14日）的调查报告。在灭雀前，先对上海江桥、七宝、吴淞、杨浦等地的农田鸟类进行了野外观察。此后，从上海师范学院、上海市农业局等单位又获取了围剿麻雀所致的鸟类标本，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发现，野外观察到了38种常见鸟类，而围剿麻雀捕杀了其中的31种，而以数量计，麻雀只占被捕杀总数的53.8%。由此不难去想象，19.6亿只当中，又会有多少冤魂呢？郑老（1958）也撰文指出应该区分益鸟和麻雀，“害鸟必须捕除，益鸟则应尽力保护”。
艰难平反
尽管《纲要修正草案》中明文指出“在城市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要消灭”，但随后在全国许多城市都开展了围剿麻雀运动。无视自然世界的客观规律，不尊重科学，也不会受到自然界的眷顾。1959年春夏，虫害开始在全国爆发，上海、扬州等城里行道树的叶子几乎全被吃光。农村也因虫害，以及影响更大的人民公社化等问题产生了歉收乃至饥荒（熊卫民 2012）。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之下，仍有一些中国学者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要为麻雀平反。请记住以下的名字，中国科学院生理研究所研究员张香桐、所长冯德培率先对上海不执行《纲要修正草案》 关于城市不要消灭麻雀的规定提出了批评， 认为1959 年害虫多与消灭麻雀有关联。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徐京华联系当时正热门的郭沫若为曹操翻案，称：“替麻雀翻个案，比替曹操翻案意义大”（熊卫民 2012）。之前为麻雀发声的朱洗先生在1957-1958年险些被打成右派，但仍在接受访问时谈了自己对围剿麻雀的不同看法。1959年11月27日，时任中科院党组书记的张劲夫将科学家们的不同意见上报给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请他“转报主席”（薛攀皋 2011，熊卫民 2012）。
1960年3月1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再有一事， 麻雀不要打了， 代之以臭虫， 口号是 ‘除掉老鼠、 臭虫、 苍蝇、 蚊子’。” 当年4月10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讨论了1957 年10 月产生的《纲要修正草案》， 将关于除四害的第二十七条内容修改为：“从一九五六年起， 在十二年内， 在一切可能的地方， 基本上消灭老鼠、 臭虫、苍蝇和蚊子。” 至此，麻雀被正式排除在“四害”之外，得到了平反（薛攀皋 2011，熊卫民 2012）。
劫后余生？
由于数量多，又因此被定性为“农业的一种大害”，国内早期关于黄胸鹀的研究工作，无论发表时间先后，基本都是集中在1959年前后完成，特别关注其食性（刘栭等 1959，贾相刚 1964，罗泽珣等 1965，贾相刚等 1973）。从这些文献中，能够看出即便是在“除四害”运动期间黄胸鹀也拥有极大的数量。例如1958年夏秋和1959年夏，在武汉南湖地区迁徙经过的黄胸鹀以数万只计（刘栭等 1959，贾相刚 1964）；1959年，在广东珠江三角洲，根据89个网场的统计，平均一晚一张网就可能捕获3000-4000只黄胸鹀（罗泽珣等 1965）。
李世纯（1980）报道了1959和1960年间在黑龙江省嫩江县对黄胸鹀繁殖习性的研究，在11公顷的苔草草甸样地中见到了12个巢（粗略折合为个体数密度为2.18只/公顷）。袁守城（1984）则报道了1979至1981年在吉林省长白山北坡安图县对黄胸鹀的种群生态研究，其中在苔草—柳丛灌丛生境中记录到的数量最大，密度约为3.74只/公顷。。同时，还指出黄胸鹀为地面开放巢，比较接近居民点，人为原因导致的破坏较为严重。总体而言，黄胸鹀在上述两地当时仍属常见。
日本学者Fujimaki 等（1986）报道了1977至1979年间在北海道东部进行的研究，发现原本高草草地在被牛取食变为低草草地后，黄胸鹀的密度并无明显变化。在关于西古北界鸟类的经典著作《The Birds of the Western Palearctic》（精要版 1998）中，对于黄胸鹀的种群数量估计依然乐观，认为在俄罗斯境内有10000-100000个繁殖对。并且指出1960-1965年和1974年以来，种群呈现向西扩张的趋势。
这种乐观或许还延续进了20世纪80年代。1985年春，英国剑桥大学学生马丁·威廉姆斯（Martin Williams）组织了八名鸟类爱好者，获得了剑桥大学探险协会（Cambridge University Expedition Society）的资助，得以造访了北戴河。从1986年开始，连续5个秋天都回到这里进行定点候鸟迁徙观察（梁文瑛 2017）。在马丁等人的努力下，北戴河成为了大陆第一个具有世界声誉的观察候鸟迁徙胜地。他们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和报告，至今仍是渤海湾地区候鸟研究的重要参考。而在马丁编写的当地鸟类名录中，对黄胸鹀的数量估计是常见至大量的（common to abundant）。
IUCN对于黄胸鹀受胁状况的评估历史结果，注意在1988-2000年间，该种都被评估为低危（lower risk/least concern）
风云突变
2004年，在改版后的英国东方鸟类俱乐部（Oriental Bird Club，OBC）通讯《BirdingASIA》上刊载了一篇关于黄胸鹀的短文。根据中国大陆的新闻报道，指出该种正面临很大的捕猎压力。而在俄罗斯境内的黑龙江流域，从1998年起，黄胸鹀的种群密度已呈现下降趋势。
坏消息陆续传来，日本学者Tamada及其同事的工作表明，北海道黄胸鹀的种群数量从2000年开始持续下降，在某些区域甚至完全消失（Tamada 2006，Tamada et al. 2014，Tamada et al. 2017）。
1982-2002年间，黄胸鹀在北海道苫小牧市天鹅湖鸟类保护区遇见率变化情况，从1997年开始迅速下降（引自Tamada et al. 2017）
俄罗斯那边的情况也不好，比如20世纪80年代，环志黄胸鹀的状况如下图所示。
（引自Syroechkovsky et al. 2016）
两个环志站1979-1990年和2012-2015年间环志黄胸鹀数量的比较（引自Syroechkovsky et al. 2016）
黄胸鹀在俄罗斯欧洲一侧繁殖区域的退缩情况，红色部分示意20世纪80年代中期状况，黄色部分示意今天的状态（引自Syroechkovsky et al. 2016）
从英国RareBirdAlet机构统计的1975-2015年该国黄胸鹀记录的情况，也能看出2004年之后，记录数量呈现减少的趋势。
引自 https://www.rarebirdalert.co.uk/v2/Content/Finders-in-the-field-Yellow-breasted-Bunting-on-Housay-Out-Skerries.aspx?s_id=70473039
没法洗的地，甩不了的锅
到了2015年，一篇堪称史上有关黄胸鹀最重量级的论文刊发在了保护生物学的主流期刊《Conservation Biology》，该文标题中两个用词引人注目。崩溃（collapse）用来形容黄胸鹀的今天，而极多的（superabundant）则更像是对该种过去盛况的一种缅怀。而在文中，更是把黄胸鹀这种分布曾经如此广泛，曾是整个古北界数量最为庞大的雀形目成员之一的境遇跟跟当年的旅鸽（Ectopistes migratorius，旅鸽的故事参见即使是羽毛的河流，也有一天会干涸 | ImagineNature）作了类比。
通过对237个地点已有数据的回溯，以及对横跨欧亚大陆9个地点长期种群监测数据的分析，作者们认为1980至2013年间，黄胸鹀的种群数量下降达到惊人的84.3-94.7%。
浅粉色代表繁殖区域，浅蓝色代表越冬区域；红色箭头代表急剧下降；黄色圆圈代表警方查获的黄胸鹀，数量越大，圆圈面积越大（引自Kamp et al. 2015）
什么导致在三十年左右时间内如此惊人的种群崩溃惨剧呢？是栖息地出了大问题吗？单就前苏联地域范围而言，自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超过3000万公顷的土地被抛荒，牲畜的数量也下降明显。而这些土地利用状况的变化，都可能为黄胸鹀提供更多的适宜繁殖生境（Kamp et al. 2015）。最新关于东西伯利亚贝加尔湖边Svyatoy Nos湿地黄胸鹀种群状况的研究，也指出当地繁殖种群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至21世纪10年代减少了近99%，但当地的环境并未发生明显改变（Mlíkovský 2016）。
而迄今为止，在欧亚大陆也没有任何关于疾病或是环境污染导致数以百万计雀形目鸟类急性死亡的案例或报道。
相反，有一类报道却是屡见不鲜。在不那么远的过去，广东三水市在1992年至1997年间，每年10月初至11月初的一个月内，竟然会要举行“禾花雀美食节”，估计每年有近十万人次参加（高育仁 1996）。
旺盛的市场需求，催生着“禾花雀”旺盛的地下交易。据不完全统计，2000至2013年间，媒体公开报道的涉及黄胸鹀案件就有27起，涉案的数量最少为267只，最多则超过10万只。这还是被查获的案件，那些没有被绳之以法的呢？
（引自让候鸟飞基金会 2013）
吃，和随之而生的盗猎贩卖，即便不是导致黄胸鹀种群崩溃的唯一原因，也是造成此局面的罪魁祸首之一。昨天看到有人竟连家畜家禽、栽培作物和野生动物这样最基本的概念都混淆不清，居然就敢大言不惭地跑出来妄图洗地，实在可悲可笑可叹。
经济高速发展的三十多年，的确让人们的生活好起来了。但随之而来的却是穿山甲（穿山甲圈养史小考）、盔犀鸟（不幸之中的更加不幸——盔犀鸟的悲剧）、黄胸鹀（禾花雀要被吃灭绝了怎么办？挺急的，在线等）这样一个又一个的悲剧。
熬过了“除四害”那样的浩劫，却难敌今人的贪欲。这究竟是黄胸鹀的不幸？还是我们这个所谓“万物灵长”的挽歌呢？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可以自全。
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
整体的一部分。
如果海水冲掉一块，
欧洲就减小，
如同一个海岬失掉一角，
如同你的朋友或者你自己的领地失掉一块
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损失，
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
因此 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
它就为你而鸣。
——约翰·多恩（John Donne）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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